一个企业家推崇什么样的价值观，它创办的企业就拥有什么样的企业文化。

华为创始人任正非所倡导的精神和价值观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华为独特的企业文化。

华为在市场上展现出卓越的竞争实力，尤其令对手感到棘手的是华为团队的高度统一和强烈的集体荣誉感。这支队伍不仅行动一致，而且成员间相互支持、共同进退，宛如一支训练有素的虎狼之师。他们擅长在复杂的市场环境中寻找机会，一旦发现突破口，就能迅速扩展优势，对跨国公司精心构建的市场份额造成冲击，最终实现替代。

华为的员工们秉持着“胜则举杯相庆，败则拼死相救”“狭路相逢勇者胜”的信念，体现了极强的竞争意识与团队合作精神。

1997年，任正非总结并提出了华为的“狼文化”，强调敏锐的市场嗅觉、不屈不挠的进攻态度以及集体奋斗的精神。这些特质帮助华为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不断创造奇迹，并且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华为人勇往直前。

那么，任正非是如何将狼的基因移植到华为人身上的？有着强大执行力和战斗力的“狼文化”，又是如何落地的呢？

（一）惶者生存

从中国到世界，虽然伟大企业家的成功路径各有不同，但共同点是都具备忧患意识，而且企业家的忧患意识越强烈，企业的寿命就越长久，这已成为举世公认的生存规律。

比如比尔·盖茨认为“微软离破产永远只有18个月”；郭士纳则主张“长期的成功，只是在我们时时心怀恐惧的时候才有可能”；而英特尔董事长安德鲁·格罗夫甚至把他治理英特尔30年的成功经验概括总结为：“唯有惶者才能生存。”

“华为的危机、萎缩以及破产是一定会到来的。”“企业不是在危机中成熟，就是在危机中死亡。”

任正非的忧患意识，与国际一流企业家相比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不同的是，与欧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由于历史原因以及人口众多，教育经费的极度匮乏，导致国民素质和职业化程度低下。特别是华为的国际化又是在中国没有任何成功经验可以借鉴的情况下起步的，要带领队伍从黑暗中摸索着前进并走向光明，任正非清醒地认识到，仅凭自己具有高度的忧患意识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借助一定手段，人为地制造危机并让危机意识抵达每一位员工的神经末梢，以此提高华为整体的免疫力，减免或延缓危机的到来。

所以危机管理，不仅是任正非经营思想的核心，同时也是他带给中国企业界最具价值的商业理念。

20世纪90年代，中国通信市场适逢每年数千亿元超大规模投资的历史机遇，华为的销售额突破了15亿元之后，很多管理层人员开始居功自傲、沾沾自喜，甚至盲目乐观，思想意识与精神面貌已远远落后于当时的社会发展潮流。

为此，1995年12月26日，任正非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市场部“集体大辞职”运动。所有市场部正职干部均向公司同时提交述职报告和辞职报告，经过一个月的内部公开竞聘上岗和公司的考评筛选，包括市场部总裁级毛生江在内的30%的元老被淘汰，同时涌现出徐直军、胡厚昆、王诚、邓涛等一大批善于策划与精通管理的市场精英。

在这场运动中，市场部提出了“烧不死的鸟是凤凰”的口号，毛生江、徐直军等干部先后写下了《别说我不在乎》、《责任重于泰山》、《别了，猛张飞》等文章，标志着华为对以往营销方式和思想意识进行反思与否定，并以崭新的姿态步入了从“土八路”向“正规军”转型的历史时期。

事实上，在这场被任正非称为“惊天地、泣鬼神”的集体大辞职的壮举背后，还体现着更为深远的一层含义，那就是在首开华为“干部能上能下、工资能升能降”的先河的同时，也让那些试图躺在功劳簿上不思进取的元老们彻底感到了危机。

此后多年，任正非为完成新老交替、向腐败宣战、铲除沉淀层等阻碍发展的痼疾，通过管理手段多次人为地制造危机。1997年开始的历时3年的“《华为基本法》大讨论”、1998年展开的“产品开发反幼稚”运动、2000年掀起的“内部创业”运动……

2000年，任正非在“纪念市场部集体大辞职四周年颁奖典礼”上所做的《凤凰展翅，再创辉煌》的讲话，给出了这样的评价：

“任何一个民族，任何一个组织只要没有新陈代谢，生命就会停止。如果我们顾全每位功臣的历史，那么就会葬送公司的前途。如果没有市场部集体大辞职所带来对华为公司文化的影响，任何先进的管理、先进的体系在华为都无法生根。”

尽管这样的公司内部运动对凝聚人心和统一员工思想产生了重大的作用，但同时也产生了很多负面影响。比如华为发展早期弥漫着浓厚的“人治”色彩，不仅使干部员工对任正非产生了强烈的依赖感，而且导致华为的执行力很强大但也非常僵化。所以要成为世界级企业，仅仅靠运动来凝聚人心、激发斗志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依靠管理制度来完成职业化队伍的建设。

但不可否认的是，在经过五千年文化积淀的中国土壤上，当管理制度未能完全建立起来，并有效控制和规范企业运转和发展的时期，大量拥有不同文化和价值观背景的新员工涌入华为，如果不把他们的思想意志高度地统一和凝聚起来，让员工像在大学一样各自为政或自由散漫，不仅会稀释原有的华为文化，还有可能使队伍瓦解，使企业变成一盘散沙，集体奋斗也就成为一句空话。所以在这样的一个非常时期，任正非采取非常手段也是无奈之举。毕竟成功的最大催化剂就是危机感。

如果时间倒流，不知道任正非是否还会采取同样的手段，将华为人带入一个“激情燃烧的岁月”，但是在那种特定的历史环境下，正因为任正非发动的群众运动，才使得“夜郎自大”和“妄自菲薄”兼而有之的华为人变得充满危机意识，从而使抓住了中国通信建设这一千载难逢的时代机遇的华为，得以在忧患中成长，在忧患中发展壮大。